“他的‘礼物’既实际又慷慨，”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7年访问莫桑比克期间签署了几项援助协议之后，一家南非的报纸这么评论道。但是对许多人而言，这些来自中国巨龙的“礼物”的神秘性要多于实际性，不确定性要超过简单的慷慨。随着人们对中国对非行动日益增加的第一印象开始变成习惯思维，以网上迅速传播，且有时耸人听闻的事实与虚构的混合体为基础，一个令人不安的画面出现了。中国存在的规模，以及非洲、欧洲、日本和美国对这一存在显而易见的关注，促使我重新回到我最初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的那个主题。本书便是这项研究的产物：我将努力把中国援助和经济参与的神话从现实中剥离出来，为这一在21世纪前10年处于非洲发展核心位置的现象提供一个更加均衡、更有历史依据和更加复杂的画面。
本书以近30年的学术研究为基础，但最重要的是以最近在南非、尼日利亚、坦桑尼亚、赞比亚、毛里求斯、莫桑比克、塞拉利昂和津巴布韦所进行的实地调研，以及在华盛顿、北京和欧洲所进行的采访为基础。我从许多熟知这一难题的人那里受益良多，尤其是菲利普·斯诺（Phillip Snow）、伊恩·泰勒（Ian Taylor）、丹尼尔·拉奇（Daniel Large）、露西·科尔金（Lucy Corkin）、齐国强、李保平、张军、周弘、查道炯、李安山、贺文萍、保罗·哈伯德（Paul Hubbard）、大卫·希恩（David Shinn）、杰米·蒙森（Jamie Monson）、克里斯·奥尔登（Chris Alden）、阿德里安·戴维斯（Adrian Davis）、格莱格·多布勒（Gregor Dobler）、萨努沙·奈度（Sanusha Naidu）、迈克·莫里斯（Mike Morris）和阿达马·盖伊（Adama Gaye）。我还要感谢中国、非洲、欧洲和美国的其他许多人，他们或在本书的部分章节提交给相关研讨会时提出了问题，或者与我分享了他们的洞察力和经验。我要特别感谢安妮·布罗蒂加姆（Anne Brautigam）、理查德·布罗蒂加姆（Richard Brautigam）、大卫·赫斯曼（David Hirschmann）、卡罗尔·怀斯（Carol Wise），以及一位匿名评论家，他们从头到尾阅读了本书的全部手稿。还有一些人阅读了部分章节并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建议，他们是大卫·伦纳德（David Leonard）、阿尔伯特·凯德尔（Albert Keidel）、杰米·蒙森（Jamie Monson）、卡罗尔·兰卡斯特（Carol Lancaster）、朱莉·斯特劳斯（Julia Strauss）、玛莎·萨维德拉（Martha Saavedra），以及其他几位匿名评论家。当然，本书中的任何错误都是作者个人的原因。
我还要感谢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、史密斯·理查森基金会和美利坚大学在研究资金方面给我提供的资助。我同时要特别感谢我的国际助理研究员团队：阿瑟·泰卢（Arthur Taillu）、雷米迪斯·卢辛杜卡（Remidius Ruhinduka）、多米尼克·里彻（Dominic Liche）、汉斯·霍布斯（Hans Hobbs）、胡迪、梁星妮、梅德赛·莱萨·索诺（Medesse Raissa Sonou）、龚丽嘉、梅根·奥利维尔（Meghan Olivier）、温妮莎·阿尔瓦雷斯（Vanessa Alvarez）、梅丽莎·克林克（Melissa Klink）、哈拉·汉娜（Hala Hanna）、里特迪·查克拉波尔迪（Ritodhi Chakraborty）、祖一鸣、保罗·哥伦比尼（Paul Colombini），尤其是唐晓阳。
最后我还要感谢对这一项目成书出版发挥关键作用的人，他们是本书的编辑、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沙拉·卡罗（Sarah Caro），他向我提出了出版的建议，以及丹尼尔·拉奇（Daniel Large），最初就是他邀请我重返中国与非洲的主题。米克·摩尔（Mick Moore）为本书起了书名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要感谢大卫·赫斯曼（David Hirschmann），他对本书，更重要的是对我的人生所作出的贡献，根本无法衡量。
黛博拉·布罗蒂加姆